李白始终处在一种出仕与隐逸，理想和现实不断冲突的矛盾之中。正是由于这种矛盾，李白既不能像那些一些追求功名利禄的政客们一样在官场上曲意逢迎，又不能完全抛弃政治抱负，寄情山林，做一个真正的隐士。苏轼身处仕途、历经贬谪后的“心隐”苏轼：一生宦海沉浮，并未真正归隐，但他的诗文中所流露的对自在的田园生活的向往之情却比前人任何口头上或事实上的隐逸思想要更深厚。
因此，苏轼在隐逸思想上主要表现为“心隐”，而这种这种隐逸形式是他调剂心态的一帖良药。苏轼的一生始终处于北宋新旧党争的政治漩涡中，虽然“奋力有当世志”（《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但其饱经风霜的仕途使他的政治理想充斥着浓郁的政治忧患和生命忧患。元丰二年发生的“乌台诗案”，把苏轼打落人生的谷底，几乎危及生命的巨大打击导致他重新思索人生，促成了他人生态度和创作风格的转变。
如被贬至黄州时写的《初到黄州》：“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诗人虽是被责罚在身，内心满怀哀怨，但我们从诗中却看到诗人以诙谐自嘲的笔调直抒内心对被贬的感受，欣赏自然之美来聊以自慰，随缘自适的洒脱溢于诗外。虽然人在官场，身不由己，但这并不妨碍苏轼在艰难的生活环境中寻找归隐的乐趣，只要心是自由的，身体不自由也就无足挂齿了。
在谪居的日子里，苏轼写下了大量的，自我疗伤、自我开解的表达“心隐”的诗句。如，“人生本无事，苦为事味诱。”《夜泊牛口》“尘劳世方病，局促我何堪。尽解林泉好，多为富贵酣。试看飞鸟乐，高遁此心甘。”“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西江月》“谁知万里客，湖上独长想”《许州西湖》“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临江仙》等。
在报国与忧身，欲归与不得的矛盾之中，苏轼只得在“归隐”的精神畅想中汲取自我性情的怡悦，在假想的世界里，在释道的超脱境界里淡化着失意和忧患，在轻松自由、无牵无挂、安适平衡的感觉里找回失落的自我，驾驶“归隐”的心舟，在诗笔妙章里实现自我价值。“心隐”成为苏轼仕途险境中疗治创伤，寻求心理平衡的一剂良药，他的政治抱负和“归隐情结”终于由“心隐”这一人生法宝实现了统一，从而达到了超越自我、浑然物外的圆满人生的文化境界。
总之，无论是李白“以隐待仕”的“身隐”,还是苏轼身处仕途、历经贬谪后的“心隐”，他们都或多或少地受到儒释道三家思想的影响，只是因为所处的时代不同，两人的性格的差别，导致他们表达隐逸思想的方式不同，其隐逸实践所产生的作用也不同。隐逸文化从来不是社会的主流，它是封建时代文人或表达政治诉求或抒发个人志向的产物，是主流文化的补充，因此隐逸思想也并非完全是失败避世的消极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