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苏轼的作品，给人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其中含蓄深沉的人生思考，以及在这思考中闪烁着的理性精神。苏轼遭遇乌台诗案被贬黄州之后，其人生态度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他曾长时间闭门不出，钻研佛经及道家学说，写下《东坡易传》等著述。他学会了从哲学的角度看待人生，以理性的思索来判断周围世界，所以才能悟透人生的得失对错、悲欢离合，也正是具备了这种理性的哲思，才能获得全新的超然物外的人生观，达到更高的人生境界。
在苏轼身上，我们看到的是乐观旷达、睿智洒脱、宠辱不惊，他是一个身居朝廷而忠诚耿直，沦落乡野却无沮丧悲观的智者形象。第三、逸隐方式不同，李白——“身隐”，苏轼——“心隐”李白“以隐待仕”的“身隐”,李白：一个不纯粹的隐士，隐居生活贯穿其一生，可以说是“身隐”切切实实的实践者。李白前半生的隐居是为了出仕做准备，后半生被迫回归隐居生活，却人在山野,心在魏阙，始终没有忘怀自己的政治抱负。
唐朝宽松的文化制度背景下，儒释道三家思想在当时出现了并驾齐驱的势头，三教合一的形势已经初露端倪，很多文人既有“安邦定国”的理想，又受到魏晋隐逸之风的影响，乐于仿效前人的隐逸生活，这就使得隐逸之风大盛，甚至出现了“终南捷径”的特殊隐逸形式。李白虽受道家思想的影响崇尚自由自在的隐居生活，并且多次付诸实践，但他从未忘怀自己的政治理想，所以李白的隐居是为了出仕，虽是“身隐”，却是“以隐待仕”。
公元722年, 李白隐居在青城山，并且一隐就是三年。公元736年，李白举家迁居山东，他仍四处漫游，并和孔巢父、韩准、裴政、张叔明、陶污一起隐居在徂徕山，终日狂歌纵酒，号称“竹溪六逸”。在他四十二岁被皇帝召入长安之前的二十多年时间里，他一直居无定所，或游历或隐居，然而李白的隐居生活并没有让他达到出仕的政治目的。
天宝元年，42岁的李白终于得到玄宗的征召入京，他满心欢喜，“仰天大笑出门去”,然而这次的入仕不过是成为替皇帝粉饰太平的文学近侍，与他“大济苍生”的政治抱负相距甚远,又因受到了权贵的排挤，仅仅三年不到的时间， 李白就被赐金放还。他愤然离开长安,又开始了到处游历的生活, 期间见了不少友人，这其中就包括一些隐士，比较出名的就是《将进酒》中的“丹丘生”，经常与他们一起饮酒解愁，因此写下“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这种充满愤激之情的诗句。
这段时间里李白还在庐山、当涂横望山、霍山等地隐居多时。访仙求道，对于李白来说，实在是一种无奈之举，李白在《宣州谢眺楼饯别校书叔云》中倾吐了自己的郁闷：“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他既对时局不满，又无法忘怀三年在朝的政治生涯，既想纵情于山野之间，又心怀不甘，“东山高卧时起来，欲济苍生未应晚”(《梁园吟》)，觉得自己应该还能大有作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