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待金钱和权贵的态度上，苏轼也和李白有着很大的和不同：他在《与蒲传正》书中劝蒲节约用度，善自经营产业；在被贬黄州后更是生活极度节俭；即便在晚年远谪海南时也还要声明“君命重，臣节在”，依然强调君命臣节，这也显示出他与李白豪放的区别之所在；同样是在思索宇宙，李白的诗《日出 入 行》和 苏 轼 的 词 《水 调 歌 头》（“明 月 几 时有”），却表现出了他们对待宇宙自然的截然不同的态度：李白落脚于 “吾将囊括大块，浩然与溟悻同科”，充满了主宰宇宙的自信霸气；苏轼却认可、顺应了生命缺憾，顿悟出“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人生哲理。
李白和苏轼和豪放的内涵有如此多的不同，当然和他们各自所处朝代的社会文化环境、各自的性格以及人生经历等有很大关系。第二、思想不同，李白——道家思想为骨，苏轼——儒家思想为主李白：道家思想为骨，崇尚个性解放李白跟任何一个普通的文人一样，有儒家浓厚的忠君观念，一生的志愿就是“愿为辅弼”，而当其辅助君王安邦定国的宏愿不能为世人理解时, 他的济世思想便化为内心深沉的痛苦“欲献济时策,此心谁见明”（《邺中赠王大》）。
要摆脱这种痛苦，李白除了借助于“酒”这个外物外，在内心更多的是依靠道家崇尚自然、无拘无束的思想来自我排解。同时，道教鼓吹的神仙世界，投合李白热爱自由、向往自然的性格。现实生活的黑暗龌龊使他更强烈地幻想和追求美好的神仙世界。道教给李白安上了神游四方的想象翅膀，使他的诗歌增加了神奇飘逸的浪漫色彩。“李太白古风两卷，近七十篇，身欲为神仙者，殆十三四”（葛立方《韵语阳秋》卷十一）。
学道问仙是李白求官入仕的“终南捷径”；仕途失意，被放还山后，则是他排遣愤懑的方式。而他的隐逸颓放，及时行乐，一生死、齐万物等消极思想也都源于老庄思想。苏轼：儒家思想为主，闪耀着理性的光辉苏轼的思想比较复杂，兼收并蓄地吸收了儒、佛、道三家思想，政治上以儒家思想为主，主要表现为“致君尧舜”的政治理想；但在处世哲学方面，其思想就更多地向佛、道两家靠拢，尤其是在政治生涯屡遭打击之后，他常常要靠佛理道学来排解人生的不幸和苦闷。
正如其词作《定风波》所云：“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枝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词中正透露着倦鸟知返的心情，渴望如陶渊明一样“归去”过上自由自在的田园生活，这就是他乐观旷达的性情所致。苏轼的旷达不是个体现象的，而是受到整个宋朝理性精神的影响，其思想内核是对传统思想的超越和理性的思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