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李泽厚也认为在飘逸的诗风上“苏（轼）近于李（白）”。通过了解各自的时代文化环境、个性及人生经历等，从而发现他们的豪放的 内涵是有很大区别的。具体分为以下几点。1、李白的豪放——感性的、外向的；苏轼的豪放——理性的、内向的一方面，对于李白，林庚先生曾经这样评价过李白：“是历史上一个最具有鲜明性格的诗人 ”、“天真到惊人的淳朴”。
李白的性格中更多是一种孩童般的天真单纯，是一种不拘小节的率性而为，是一种毫不掩饰的张扬。因此，他想到什么就会说什么，就会在他的诗中写什么。他没有成人的练达与世故，如世人奚笑他，他则以孔夫子“后生可畏”自励；皇帝宜召进京，他高唱“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被赐金放还，他能自我安慰，“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
李白是感性诗人，他的诗歌中没有过多的理性思考，绝大部分是抒情诗，在这些诗歌中，诗人不是冷静细致地表现生活，而是借助丰富而奇独的想象、大胆的夸张、新奇的比拟将他的情感一喷而出。严羽评价他的《将进酒》时说：“一往豪情，使人不能句字摘赏。盖他人作诗用笔想，太白但用胸口一喷即是……”。这便是对他情感感性、外向的最好说明。
例如在表达强烈的愤懑时，他大声地高歌：“天生我材必有用”、“长风破浪会有时”、“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在批判 安 史之乱时，沉 痛地呼喊：“白骨成丘山，苍生竟何罪”。他的诗歌或如江河入海，奔腾不羁；或如惊涛拍岸，波浪自涌；或如雷霆震怒，撼天动地；或如飞流直下，银河落天。当我们在读李白的诗的时候，常常会感觉到有一种气势在鼓荡人的思潮，有一种主体生命在展示，有一种自我精神在张扬。
这种力量、气势和精神，不是别的，就是诗人那排山倒海、难以遏止的外向的感情。它“使蓬勃奔放的生命激情获得奇异精美的具象性载体”，当“神思袭来，往往使生命主体尽情地把自己的生命向外发散，从而使人与宇宙万物产生了一种新的生命因缘”，并“通过对生命潜能的激发、宣泄、畸变、升华和幻化，于醉心腾跃和醉眼朦胧中，体临着生命的种种临界状态，看去了生命的内在秘密”，“让它程度不等地在脱离世俗约束和自我压抑的自由状态中，与神话、与历史、与宇宙、与人伦进行坦诚直率而恣肆放纵的心灵对话。
另一方面，对于苏轼，苏轼没有率性而为，在面对仕途的起起落落，面对亲人、友人的离别，人生的漂泊，他没有像李白那样即刻宣泄出来，表现出来更多的是一种内敛、一种理性的思考。正如李泽厚对苏轼的评价：“（苏轼）通过诗文所表达出来的那种人生空漠之感，却比前人任何口头上的退隐、归田、遁世更深刻更沉重”。《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这首词便很好地体现了苏轼这一点，政治的失意，亲人的久别不能相逢，固然使作者难受，但作者没有一味地沉浸在这种痛苦当中，月的阴晴圆缺，让作者想到了人生在世不可能什么事也如意，有聚便有散，那么政治上的得意和失意也是很平常的事情，何必为月之别时圆而苦闷呢？何必为暂时的离别和失意而悲哀呢？这样一想，词人便转入了理性，采取了豁达、乐观的态度，化怨恨为旷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