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春秋》是以“历史”的形式体现,《太史公书》也是通过‘历史”的形态体现,二者的道理是相似的。补充:需要说明的是,司马迁的时代,正好赶上汉朝从汉武帝初年开始罢黜百家(说的是卫绾在汉武帝第一年发的诏令),独尊儒术(说的是公孙弘发布命令,从博士子弟和儒学人士中选拔官员),一直到汉宣帝、汉元帝才基本完成的儒学复兴时代。
司马迁的思想偏向于儒家吗?
不是偏不偏向的问题,司马迁就是货真价实的儒家。不仅是儒家,而且是偏向今文经学、具有公羊学色彩的儒家。但是,这个问题确实非常复杂,因为司马迁生活在一个古代中国的精神世界、意识形态、天人关系发生剧烈变动的时代,所以他的一些观点、一些行为、一些主张,又与后世所理解的儒,又有不同,呈现出一种复杂的面貌。但是,其主要还是儒家的。
看司马迁的思想主张,主要从两个方面来看就可以了。一个是看他的生平。众所周知,司马家族历代为史官,这个史官不纯粹是今天意义上的记录时事的人,所承担的责任也不纯粹是历史,而是与天文历法、古代档案、圣贤行迹、诸子百家等都有密切关系,也就是“掌天官,通六艺”。太史公这个职位,本身就是一个政治意义上而非学术意义上的职位。
司马迁的父亲毕生最遗憾的事情,是没有参与皇帝封禅泰山这件事。为什么最遗憾?因为这是封禅啊,什么道家、法家,都不在乎这个的,只有儒家才会重视封禅。司马迁继承了父亲的志向,很多人都只看到了写作《太史公书》这件事情上。其实,司马迁继承父亲志向的另一个极为重要的表现,是制定《太初历》。司马迁在《史记·历书序》中写道:"王者易姓受命,必慎始初,改正朔,易服色,推本天元,顺承厥意。
"《太史公自序》里记载:五年而当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历始改,建于明堂,诸神受纪。这些都是极为纯粹的儒家话语,而且受命改制一类,在当时主要由公羊学来阐发。董仲舒的《春秋繁露》里,对此作了详细的叙述。汉以前有“六历”,即:黄帝、颛顼、夏、殷、周、鲁,都是四分历。《太初历》将一日分为八十一分,所以又称八十一分律历。
所以,实现对汉朝历法的根本变革,是司马迁身为儒家做出的最重要的贡献,比起太史公书,制定《太初历》可能对我们今天没有什么影响了,但在当时,却是天下最重要的事情。二是看《太史公书》为什么叫《太史公书》?因为,司马迁本来就不是在“著史”,他是在“述说”啊,他写的并不是今天意义上的历史书,而是一部承接《春秋》,按照儒家的观点进行褒贬的“经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