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湖龙井一年的总产量为几百吨，具体到2018年的数字是一共575吨，其中一区129吨。西湖龙井的茶地绝大多数是分给村里的家庭经营的，过去是按照户口本上的人头计算的，一人叫一股，数量是0.58亩，有一段时间兴起过偷开茶地，土地转种（农村的稻田菜地自留地种茶），所以家庭茶地比分茶地的时候是有所增加的。与之相比较的是大多数企业品牌是没有直接茶地的，他们是通过收购茶农加工好的干茶，进行销售推广包装的。
现在就说到实际上的问题了，正宗的西湖龙井产量是基本恒定在一个数量级的（每年几百吨到一千吨之间），销售茶叶的有茶农，企业，品牌，实体店等等，留心过西湖龙井每年采摘时候的制茶收茶卖茶的热闹场面的人都会知道那时的繁忙，龙井村梅家坞那些地方的车水马龙，几乎所有的茶农都有自己的老客户新朋友，毕竟西湖龙井作为茶叶龙头领风骚这么多年了，而且更关键的是同样的茶叶茶农自己卖和茶叶公司的收购相差三分之一以上。
印度的茶是英国殖民者的产物，主产红茶。西方人饮茶习惯加牛奶煮了喝，所以红碎茶又是主打。但其根源起源于中国。印度产茶前英国人进口的红茶几乎清一色中国茶。但因为畅销，国内有些不良商家萝卜快了不洗泥，以次充好，使得英国商人受到制约和损失，开始暗中操作，偷买茶籽茶苗，运到印度试种。后来又高价雇佣中国茶工茶师，在印度制茶。
中国的种植模式规模不大总量大，种植加工较难统一，而英国人一开始就公司化运营，一体化发展，所以有比较优势。印度红茶兴起后，直接影响到中国红茶出口，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没有恢复，这是值得反思的！国内茶产业转向绿茶为主，其它兼顾。我国改革开放后，农村茶田分户承包，一直延续至今，出现了不少问题，比如化肥农药的无序过度使用，植物生长调节剂的超量使用，都影响到了茶叶的品质，应当引起重视。
印度能够成为茶叶出口大国，与殖民时代的宗主国英国有着很大关系十七世纪中后期，中国茶叶连同其它许多珍宝、殖民地，作为葡萄牙公主凯萨琳的嫁妆一同带给了英国国王查理二世，这是英国人最早接触到的茶。茶叶从中国运到英国，耗时近一年，风味与品质与原产地的新茶不可同日而语，英国贵族发明了往红茶里放牛奶和糖的喝法，很快，这种提神醒脑的东方饮品就风靡了英国上流阶层，并被认为可以缓解偏头痛，茶叶逐渐成为那个时代的奢侈品。
随后英国航海技术的发展，使得茶叶的价格慢慢降低（依然算得上昂贵），逐渐走向民间普通人的家庭，到了18世纪中期，不仅是上流阶层，就连普通的工人也已经手不释杯，英国每天的下午茶更是必不可少，对茶叶的需求量极大。在英国向清王朝大规模走私鸦片前，当时的中国依靠向英国出口茶叶，赚取了巨额的贸易顺差。1868年的时候，有人做过一个统计，英国人均茶叶消费量是3.52磅，中国茶叶占93%，印度茶占7%。
可见当时中国茶叶在英国茶叶市场上的垄断地位，同时中国茶商主导着茶叶价格，这令英国人耿耿于怀。为了尽快改变这种贸易现状，英国开始从中国以外的其它地区获得茶叶，并在其殖民地印度尝试茶叶种植。不仅如此，为了获得中国的优质茶种和茶叶的生产工艺，英国园艺师罗伯特.福琼（Robert Fortune）乔装前往中国茶园“考察”（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商业间谍），不仅获得了多类茶种，还详细记录了茶叶种植技艺、制作发酵等的流程与方法。
此外，为了保证出口英国的茶叶品相，毫无保密意识的中国茶工甚至连往出口茶叶中投放多种“添加剂”（孔雀绿等）这等事情都告诉了福琼。学成后福琼带着各种资料满载而归，在印度的土地上尝试制作茶叶，而后又从中国聘请了专业的茶艺工人，并于1851年把这批工人和同样来自中国的茶种带到了印度加尔各答，最后，这批中国茶树落户到了喜马拉雅山南麓的阿萨姆（现在商店售卖的瓶装阿萨姆奶茶源于此处）和大吉岭。
因此，某种程度上说，世界一流品牌大吉岭红茶与中国茶有着很深的渊源。此后，印度茶的品质相比中国茶毫不逊色，逐渐被英国等西方民众接受；而中国出口茶叶中“添加剂事件”也成为福琼等人手中的舆论武器，一定程度上对中国茶叶的海外销量造成了影响。印度作为英国的殖民地，种植园的茶叶主要用于出口，少了中间商的盘剥，使得茶叶的成本大大降低，价格上比中国茶叶更有优势。
相比较,海外茶行业集中度好于国内市场,英国的百年茶品牌立顿,有10%的行业份额,立顿在70年代被联合利华收购,但是发展一直不温不火,袋泡茶对集团利润的贡献不如护肤,保洁品牌,所以一直传闻立顿品牌要被联合利华出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