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想到他接着问我：“你去不去？”我们说的“去”，目的地就是执行死刑的刑场。那是十几年前的事了，当时在那个城市，杀人的刑场就在市郊一块空地上，周围还散住着不少村民。不是如人们想象的，刑场总在极为荒僻的所在。枪毙人也很简单，去了，把场子一围，令死囚跪倒，“啪”，后脑来一枪，犯人倒毙，法医验尸，尸体运走，撤，完事儿。
死刑执行结束，刑场只剩下一摊污血。选择离中心城区那么近，而且就在公路旁的一个地方，唯一的缘由，可能是因为那里离火葬场近吧？事实上，古代更邪性，杀人都在城市的最热闹所在。比如北京的刑场，就在宣武门外的西市，周围店铺林立，商旅如织。古代杀了人，还有“暴尸”“枭首”的习惯，前者就是把没了脑壳的尸体在原地放几天，后者则是将死囚的脑袋装一个小木笼里，高高挂起来（多挂在城门上，枭首往往是重犯，脑袋有挂几年甚至十几年的）。
杀人又称“弃市”。市是指市场，那何为“弃”呢？它关联着一种说法，即古代杀人，是“天子与臣民共弃之”。在闹市杀人，就是一种“共弃”的形式，就是要让老百姓都来看，相当于开一个法制教育的现场会。可以说是，公开行刑，是人类残酷司法的最为极端的仪式化展示。所谓仪式化，就是供人们来合法观瞻的，是政府允许，甚至是鼓励的。
而群众来看杀人，有一个前提性的共识，就是被杀之人，都是罪大恶极之徒，他们来拍掌叫好，扔菜叶，吐口水，都是正义的行为。一边观看砍脑壳，一边还可以宣扬道德与正义，何乐不为？何况除了看热闹的，其中还夹杂了许多想吃人肉、吃人血馒头的呢！现代以来，司法观念变迁了，特别残酷的刑法已不合时宜，也很少再在闹市公开杀人（少数特殊情况例外）。
但我国一直保留着以“人民参与”为特点的公开宣判和游街示众的习惯（我记得在九十年代“万人公判大会”之类的活动还较为常见）。到今天，犯人也有隐私权和人格尊严的观念开始普及，再想观此“盛况”，就比较难了。当然记者总比一般群众多一点“看稀奇”的机会。那位法官问我去不去，我不知他是怎么想的？是让我完整地了解所报道事件的始末，还是给一个让我看稀奇的机会？——毕竟看杀人，已是一种特权和很难得的机会了。
我没有没有丝毫犹豫，立刻说：“我，就不去了。”于是，法官和我点个头，就自己上车去了。这件事我印象深刻，多年之后，当时场景的片段依然留存在记忆里：一个夏天，白花花的一片。通过我的选择，我了解了自我，知道自己是一个善良的人，当然也是一个软弱的人，至少我没有暴民的基因，心里也没有残酷的种子。因为，我不愿意通过“观赏”真实的人类之死而获得快感和增长见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