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甲午战争刚刚打输，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条约所规定的赔款，为当时日本国家预算8000万日元的4倍强，相当于3亿6000万日元以上的银两。同时，台湾也被割让出去。这些巨额的赔款，全部转移到老百姓的头上，人民穷困不堪。这种情况下，老百姓似乎应该支持变法改革。然而，戊戌六君子被杀时，老百姓却齐声叫好。
为啥？愚民们是没有思想的，他们有的只是灌输给他们的思想。满清朝廷所有的宣传和灌输策略只有一个，朝廷永远是对的，和朝廷作对不但自己死路一条还会殃及亲友。以上这些并不仅仅是通过各种严刑酷法实现，更重要的是一种思想上的洗脑，从思想上瓦解老百姓的反抗意识和团结精神。这种老百姓就像绵羊一样容易统治，随便被欺负也不会抵抗，甚至发展到根本不敢关心国家大事，朝廷说什么就是什么，无论有多不合理。
最终就变为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也就是一群强盗绑架了一群人质。强盗威胁人质，说他们是命运共同体，一旦强盗被警察打死，死前就会将人质全部杀掉。所以，在警方解救人质时，人质不但不协助警察，反而帮助随时可以杀死他们的强盗。这样的民族是没什么希望的，因为太软弱，太无能。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清军和英军开战，傍边老百姓默然旁观，认为和自己无关。
直到英军在三元里抢劫、掘墓、调戏妇女，老百姓自己利益被侵犯，这才群起而攻之。第二次鸦片战争时，英法联军不但编组了广东苦力团作战，当时在天津驻扎时当地老百姓蜂拥来出售食物给敌人。甚至到了抗战时期，华北很多县城只有三四十个鬼子驻守，而县城往往有几万人。这几万人就是冲上去让鬼子杀，也得把这三四十个鬼子活活累死。
迟浩田将军曾说： 抗日期间，七八个鬼子扛着太阳旗来扫荡,，他老家一个县城三四万军民在跑反。戊戌六君子被杀时，民众叫好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朝廷告诉他们这是反贼。如果他们为戊戌六君子喊冤，自己也可能被当做他们一伙，连带倒霉。封建专制的恐怖，是没有经历过的人无法理解的。愚民们的行为，也很容易理解，他们本能的同满清朝廷保持一致，以避免惹祸上身。
同时，愚昧让他们无法理解戊戌六君子的所作所为，认为他们是莫名其妙。我们为什么说民国以后的新文化运动，以及新式教育是非常重要的？在于我们利用了西方比较先进的民主和科学精神，以及爱国主义精神，改变了部分民众的思想。孙中山为什么伟大？最主要的是他的思想，从精神上解放了部分中国人民。当年黄埔系军人北伐，实力薄弱，武装低劣，兵力稀少，却能打败百万北洋军阀部队。
戊戌变法六君子，谭嗣同和康有为是一路人吗？康有为说谭嗣同无将相之相是不是妒忌？
回答之前说明一下，康有为不是戊戌六君子之一。戊戌六君子是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势力向以光绪皇帝为首的改良派势力发动政变，逮捕并杀害的六位维新志士，分别是：谭嗣同、康广仁、林旭、杨深秀、杨锐、刘光第。而康有为、梁启超等提前听到风声躲过逮捕，最后逃往国外。谭嗣同与康有为绝非一路人。首先,二人的出发点不同。
康有为早期科考不顺，“大肆力于群书”，久而渐厌之，对传统的文化学术发生怀疑，开始接触西学，并致力于传播自己所学；甲午海战中方失败后，举国上下处在怨声之中，康有为乘机上书要求变法，救国图强；其目的是在挽救清王朝的同时实现自己跻身社会上层的愿望。谭嗣同早期受王夫之思想影响，就有民贵君轻、仁人济世救国的情怀，并游历祖国山川，结识大刀王五等底层豪杰，对中国国情有深刻认识；谭嗣同的变法目的可不单是维护光绪皇帝的统治，而是借变法改变中国之败局。
其次，二人的做法不同。谭嗣同一边宣扬新学，一边把《明夷待访录》、《扬州十日记》等含有民族主义意识的书籍发给学生，向他们灌输革命意识；明显比康有为更具有革命性，没有康有为那种忠君思想束缚。换句话说，谭嗣同是革命派，康有为才是真正维新派。章士钊曾说“谭氏北上的用意，绝非效忠清廷”，而是“先为北京之行，意覆其首都以号召天下。
